《藍色男孩事件》:法庭上的愚者
《藍色男孩事件》:法庭上的愚者
Poèmes pour cinéphiles|電影 × 塔羅 × 美學

《藍色男孩事件》電影的背景是1960 年代,日本為了迎接東京奧運整頓社會風氣,訂下的反賣淫法只針對女性,跨性別工作者因此有了漏洞可鑽,被稱為「藍色男孩」。他們是法條沒有把名字寫進去的人,在秩序裡沒有座位。
戲內高潮是最後審判的法庭戲,戲外也有一場沒人拍下來的「審判」。
這件事要從導演說起。她自己也是跨性別者,青少年時期開始探索自我認同時,第一次認識了這起案件,並對現存的法庭紀錄印象深刻。他說讀著那些出庭者的心聲,就強烈感覺到無論如何都要把這段歷史拍成電影。多年以後,他真的坐上了導演椅,卻得面對一個現實問題:誰來站上那個證人席?
製作團隊一開始並不一致,其他製作人考量知名度和演技,並不贊成讓跨性別者來擔任主角。但導演和監製都認為,當年出庭作證的是3位跨性別者,由跨性別者來演更有說服力,也更能彰顯拍這部片的意義。他們決定不爭論,改用公開甄選來找答案。
甄選一關一關過去,應徵者裡有一個人,是朋友推薦她來的。她曾與另一位導演合作,把自己的變性過程拍成紀錄片,但從沒演過戲。大學畢業找工作時,她的身體狀態還是男性,打扮卻是女性,曾有人當面說她這樣讓人不舒服。
輪到她試鏡,要演的是證人在法庭上那場戲。導演說,她把自己的想法和同為跨性別者的經歷融進台詞裡,如果不是她,那段長長的獨白戲就不會如此觸動人心。那場獨白後來成了全片的重心。
這個人是中川未悠。她在片中演的是證人小幸,也是她第一次演出影劇作品,一出場就挑起女主角的大樑。

作為塔羅師,小幸對我來說就是「愚者」(The Fool)。小幸是,中川未悠自己也是:沒有演出履歷,沒有知名度,什麼保證都沒有,只帶著一個小包袱和小狗,就走向了那個眾人眼中的懸崖邊。
法庭上,「正義」牌的那把劍要求黑白分明,要求一個「是」或「不是」的答案;而愚者手上握著的,只有一朵白玫瑰,是一個人願意說出口的真實。也許整部電影問的「我究竟是誰」,答案從來不需要被誰批准,只要有人願意在眾人面前,把自己完整地站成一個人。
愚者是大阿爾克那裡最特別的一張牌。在偉特塔羅裡,它的編號是0,既是什麼都沒有,也是一切的起點;在馬賽塔羅裡,它甚至不帶數字,是唯一不被排進序列的牌。被數字遺漏的人,反而成了整副牌的開場,正因為萬物皆有此,而每個開始,往往都是粗糙和不完美的。
文|一樹 2026-10-13
